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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婚生子女确认血亲关系最科学有效的方式

更新时间:2019-12-03 来源:辽宁行政学院学报 编辑:翟春春

  传统社会里,非婚生子女一直饱受道德的歧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人们对非婚生子女的态度也变得宽容而理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五条更是从法律的角度对非婚生子女的权益予以明确规定:“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任何人不得加以危害和歧视。”作为我国对非婚生子女权益的唯一保障性规定,这一规定无疑是笼统而粗糙的。非婚生子女要想获得和婚生子女相同权利的前提是需要证明与其生父母之间的血亲关系,非婚生子女与其父母血亲关系的确认既涉及财产问题,也涉及人身问题。

  公正的亲子关系确认不但有利于非婚生子女抚养权的实现,保证其物质需要;也有利于非婚生子女归属感的建立,保证其心理需要;同时家庭亲情关系的稳定,也有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

  一、目前我国法律对于血亲关系确认的规定。

  非婚生子女与其生父母之间的身份关系是基于自然血亲。因此,在现有技术条件下这种血亲关系的确认最科学有效的方式就是进行亲子鉴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以下简称婚姻法解释三)第二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一方起诉请求确认亲子关系,并提供必要证据予以证明,另一方没有相反证据又拒绝做亲子鉴定的,人民法院可以推定请求确认亲子关系一方的主张成立。”这是目前我国确定父母子女间血亲关系的唯一法律规定。这里的当事人,当然包括一般情况下作为原告的非婚生子女,同时由于这类案件中的原告一般是未成年人,所以也还应该包括作为原告法定代理人的非婚生子女的母或父。但是否包括其他近亲属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因为婚姻法解释(三)中没有更加详尽的规定,不能得出必然的结论,在司法实践中也许还有不同的理解。笔者认为,对于当事人应做扩大解释,应包括近亲属和其他利害关系人。因为血亲关系的确定,还涉及一系列继承、抚养、赡养等法律问题,主要是权利义务问题。而非婚生子女与其生父母之间关系的确定也将影响其父母的其他婚生子女的权利义务。例如我国宪法和婚姻法都规定成年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这种赡养和扶助当然包括生活上的照顾和精神上的慰藉,但目前在我国主要还是经济上的供养。而这种经济上的供养义务具体金钱数额是根据子女的数额来加以考虑和权衡的,因此在赡养纠纷案件中非婚生子女生父母的其他子女也应该是案件的利害关系人,非婚生子女身份关系的确认也将影响其权利义务。在继承案件中也是如此。

非婚生子女

  二、婚姻法解释三对血亲关系确认规定的不足。

  作为确定血亲关系的唯一法律规定婚姻法解释(三)相关规定过于原则。如确认亲子关系时原告应提供“必要证据”证明血亲关系的存在。那么何为必要证据呢?笔者曾代理过这样一个案件:王男,十五周岁,系非婚生子,出生后一直同母亲生活。后王母作为王男的法定代理人起诉刘某,请求其支付抚养费。法庭上,被告承认曾在十六年前与王母发生过一次不正当两性关系,但此后双方无任何联系,也不知其怀孕生子一事,因此否认王男系其儿子。本案中,原告法定代理人除了本人陈述外,不能提供任何其他证据证明原被告间的血亲关系,那么双方的一次性行为能否成为“必要证据”,从而使得被告若不配合亲子鉴定,就要承担不利于自己的诉讼后果呢?

  在本案的审理过程中,原、被告最终达成进行亲子鉴定的协议,而结论为二者之间存在生物学亲子关系,即刘某系王男父亲。经主审法官调解,原告仍随母亲生活,被告一次性补偿原告十五年抚养费,此后按月支付原告直至其成年。

  法官通过智慧化解双方的矛盾,以调解的方式解决了矛盾。

  但我们不能期望每一个类似案件都以如此圆满的方式解决。

  本案中若被告不同意进行亲子鉴定,且否认与原告母亲发生过性行为,非婚生子女身份的确认和权益的维护将成为一个难题,法律的公正将无法给原告一个事实上的公正。尽管这是由于诉讼的特点所决定的,诉讼永远无法象科学实验一样去完全还原事件的真相,但是这不应该成为我们怠于追求真相的理由,法律也正是在一次次这样的寻找中不断趋向公平正义。

  三、完善血亲关系确认的几点建议。

  (一)对原告规定相对宽松的“或然”举证责任。

  婚姻法开宗明义提出其立法宗旨之一就是要保护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当然这种保护不是无条件的偏袒,而是基于妇女和儿童由于生理、心理以及在家庭关系中所承担角色的不同,使得她们处于事实上的弱势地位。因此,只有在立法上给予一定的倾斜和照顾,才能平衡这种事实上的不平等,达到一定意义上的实质上平等,体现法的人文关怀。

  自然规律中人都是从母体中分离出来的,所以其与母亲的血亲关系能够确定。因此在确认非婚生子女与其生父母血亲关系案件中,大多数情况下原告都是非婚生子女,法定代理人是其母亲,男方多为被告。原告在诉讼尚未开始时实际上就已经处于相对不利的境地,这是因为一般都是男女双方感情比较融洽时才会有孕育生命的想法,那么原告法定代理人一般是不会有为未来有可能发生诉讼而留有相关证据的准备,同时这又是一件很隐私的事情,也很难找到相关的直接证明人。而且从生命的孕育到成长,到需要通过诉讼主张相关权利,这其中所经历的时间相对比较长,证据也很难保存。那么,当被告否认与非婚生子女存在血亲关系而拒绝履行抚养义务时,对本就处于弱势的原告规定相对苛刻的举证责任,是不符合立法精神的。因此建议婚姻法司法解释中对原告规定相对宽松的“或然”举证责任,即只要证明原告有可能是被告的子女即可。如被告承认血亲关系的录音,原告法定代理人与被告同居亲密照片,有被告签名的原告出生证明等。

  同时为了避免此项规定之后,会有人滥用诉权,给对方当事人造成不必要的诉累或不好的社会影响,被告在胜诉后当然可以向原告主张名誉权侵权。

  (二)对“必要证据”中的“必要”要有相对明确的界定。

  婚姻法解释(三)实际上采用的是附条件的不利推定原则,作为法院处理确认非婚生子女与其生父母血亲关系案件的唯一法律原则,这种模糊的规定将更多的自由裁判权赋予给了法官。但如果连一个基本标准都没有的话,实践中极易出现同案不同判的情况,这非常不利于法律尊严的维护。因此,很有必要对“必要”有相对明确而具体的界定。如否认血亲关系成立一方,可以主张非婚生子女与自己血型不符,一方没有生育能力,女方怀孕时双方不存在同居关系等;而提出强制认领就要证明被告与非婚生子女血型并不矛盾,女方与被告在胎儿形成前期有过性行为等。

  婚姻法解释(三)中对血亲关系认定明确化,很大程度上更好的保护了未成年非婚生子女的权益,但是尚有不明确之处。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每一个家庭问题的圆满解决都将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期待着在所有法律人的共同努力下,婚姻法不断走向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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